国民党末代军政要员郝柏村
抗战老兵郝柏村，从广州战役到金门炮战，从蒋介石侍卫长到台湾行政院长，一生戎马却晚年隐退，只为向两岸青年传递抗战历史：'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血泪与荣光。'"
2020年3月30日，郝柏村走完了一百零一年的辉煌人生。在他离世之际，这位百岁长者留下了自己的遗愿：家属无需为他申请任何形式的后事荣耀，他希望自己的丧礼能够尽量简朴。即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脑中的弹片仍未被取出。
在青年时期，郝柏村亲身参与了广州战役、台儿庄战役，以及中国远征军的艰苦抗战，既是英勇的战士，又是年轻的军官。而他最为耀眼的职业生涯，则是在台湾地区度过的。从蒋介石的贴身侍卫官起步，他先后担任了“陆军总司令”和“三军参谋总长”要职，最终升至顶峰，荣任“行政院院长”一职。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一度成为李登辉在国民党内的强劲对手。
步入暮年之际，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之后，国民党和民进党交替执掌政权的当下，他与那些在选举现场活跃、不愿告别政治舞台的国民党前辈们截然不同。他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线和媒体的聚焦，重返往昔的战场——“坚守中华民族的立场，中国对日抗战无疑是二战亚洲战场的核心，更是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它塑造了近代历史，其影响深远，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缅怀。”向两岸的年轻一代传递与抗战相关的历史知识，成为了他人生旅程的最终使命。
“妈，开门。”常挂嘴边
郝柏村的家乡位于江苏盐城的苏北平原地带。尽管出身于显赫的家族，生活优渥，然而在他三岁那年，他的哥哥和姐姐不幸同时患上天花，最终不幸离世。而他，却奇迹般地逃过了这场劫难，坚韧地存活了下来。
郝柏村的父亲郝绪龄，虽是位秉承传统理念的读书人，却恰逢清政维新之际，未曾投身科举之路，一生未获功名。彼时苏北农村的教育仍以私塾为核心，父亲对郝柏村的教育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自六岁稚龄，郝柏村便与同龄儿童不同，被父亲安置于一室独处，依照私塾规程，研习诗文，辨识文字。此外，他还需负责庭院的打扫与卧室内务，以期培养自立的品格。及至三年光景，父亲便将郝柏村送往位于十五里之外的他村小学，就读四年级。对于幼童而言，此距离堪称遥远，加之父母难以每日往返接送，无奈之下，不到九岁的郝柏村只得寄宿在校。
1935年，他成功考取了江苏地区颇具盛名的常州中学高中部，继而又前往南京，报考了当时的黄埔军校——此时，学校已更名为陆军军官学校，并成为第十二期炮科的一员。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军校从南京搬迁至江西庐山，不久后又转至武昌继续办学。
战争的硝烟无情地撕裂了他的求学之路，1938年，他不得不提前结束学业，随即投身军旅，踏入湖南零陵炮兵学校的校门，开始学习苏联援助的火炮操作技术。同年，他被调往广州，以观测官的身份加入炮兵第十四团第二营第五连，参与了他人生中的首次抗战——广州战役。在这场战争中，他乘坐的吉普车不幸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不幸头部中弹。
同乘一辆战车的战友不幸离世，他却侥幸存活下来。在给父母亲的信中，他提及自己曾患有轻微的头痛，现已康复，一切安好。父亲看懂了信中的深意，回信中写道：“你头痛，我心疼。你母亲倚门而望，盼你早日归来。”然而，关于母亲患病的事，父亲始终未曾提起，唯恐让郝柏村忧虑在心。1940年的端午节，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告知母亲已经去世，让他速速回家，这如同晴天霹雳，郝柏村顿时泪流满面。父亲补充说，母亲在弥留之际，不断呼唤着他的乳名，但由于战事紧张，回乡奔丧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继此，他亲身参与了武汉之战——身为中尉排长，于皖南，国军担负着封锁长江的重任，旨在切断日军通往武汉的水上补给线。
1941年，他本应手握录取通知书，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启程，前往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报到，却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这一梦想被迫搁浅。次年金秋，他毅然远赴印度，投身中国远征军，成为一名英勇的军官。
1943年，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盐城的老父亲寄自印度的信件。在信中，父亲详述了当年苏北农村所遭受的深重苦难，家中财产被其他中国军人洗劫一空。这封信成为了他父亲留给他的绝笔，一年后，他的父亲也离世而去，如同四年前母亲去世那般，因战争之故，他们均未能归乡为亲人送终。
郝柏村回忆起，在1938年投身抗战之前，他终于获得了一次短暂的假期，得以返回故乡探望双亲。自军校生活三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他未曾有过放寒暑假的机会。当时担任政治部长的陈诚，深感人学生们即将奔赴抗日战场，便上报蒋介石，获准“凡可返乡者，准予休假十天，休假结束后，再返回分发单位报到”。
郝柏村与几位来自苏北的同乡，历经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故乡。然而，当他们抵达家门时，已是深夜。郝柏村费劲力气敲击着门扉，直至母亲应声而开。母亲对此责怪郝柏村为何不呼喊“妈妈，开门”。岁月流转，郝柏村始终铭记这句话语。
踏上战场，生死未卜，再次离别家园，这或许将成为我们全家的最后一次团圆。因此，郝柏村提议我们前往盐城逗留两日。此次进城的要务，便是拍摄一张全家福，而这将是郝母生平的首次拍照经历。此举也实现了他自幼以来的愿望——成年工作后，首要之事便是带母亲一睹她未曾见识过的现代世界。因此，母亲得以首次目睹城墙的雄伟，首次乘坐黄包车体验城市的风情。
当时我心想，我即将重返军旅，心中不禁忧虑是否还能有机会与父母再聚。于是，我们全家合影留念。如今，这张照片静静躺在我的家中。愿我的子孙们永远铭记，这是我与父母亲的最后一次相聚。然而，双亲终究未能等到劫后重生的我，那扇门成了我心中永恒的乡愁，一端是父母的牵挂，另一端则是远行的我。
在那张照片之前，郝柏村曾在武昌留下一张毕业自黄埔军校的珍贵合影，典礼的主持人正是蒋介石。自那以后，蒋介石便成为了郝柏村终身敬仰与追随的楷模。
蒋中正中将侍卫长
抗战胜利之际，同乡且均出自黄埔军校的苏北籍国军上将顾祝同，慧眼识珠，将郝柏村视为自己的伯乐之选。
“随我前行即可。”
1948年5月，顾祝同接任陈诚担任国防部参谋总长的职位后，便将郝柏村调入麾下。当时年仅29岁的郝柏村，便被任命为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的上校随从参谋。这一职位，成为了郝柏村日后迅速攀升的阶梯。
此后，郝柏村亲历了蒋介石在大陆的败绩——1949年11月，解放军对重庆实施围攻，蒋介石坚守重庆，而郝柏村始终伴随顾祝同留驻山城。11月30日，解放军攻克重庆，蒋介石遂撤离至成都，郝柏村亦随其一同逃至成都。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搭乘“中美号”专机，自成都启程，飞往台北，自此永别了祖国大陆。恰在同日，郝柏村陪同顾祝同一同自成都前往海南岛，经过一个月的辗转，郝柏村又自海口迁往台北，此后便在台湾定居。
那日，郝柏村与他的弟弟妹妹们终作别离，自此与他们断了音信。直至1993年，他方才与家人取得联络。然而，相较于众多弟妹，他更显长寿。当1999年他首次踏上大陆时，健在者已是寥寥。
在台湾期间，得益于顾祝同的举荐，郝柏村的政治生涯一路坦途，此外，他还迎娶了曾任“国防部部长”郭寄峤的侄女郭婉华，共结连理。
1958年，郝柏村见证了人生中最后一场硝烟弥漫的战争。在那次金门炮战中，他以“少将师长”的职务投入了激烈的炮火之中。这场战斗中，郝柏村得到了蒋经国的特别青睐。“经国先生比我年长九岁，我们同属20世纪初叶的一代人。自迁台以来，我与经国先生结缘。1958年‘8.23’炮战期间，经国先生在炮火连天的背景下莅临小金门，从而开启了我长达三十年的忠诚追随之路。”
1965年，因获特殊委派，郝柏村在年满46岁之际踏足台北士林官邸，荣任蒋介石身旁首位非浙江出身的将军侍卫长。有日，经国先生拨冗来电，命我赴台北一晤。我搭乘火车抵达其宅，相见后，他告知我将被任命为侍卫长。翌日，老“总统”便有意接见我，并下令我即刻上任。于是，我便赴“总统府”就任侍卫长一职。
尽管军衔为“中将”，侍卫长实则担纲蒋介石的军事秘书一职，并肩负起保护蒋介石及其家人安全的重任。同时，他亦担任士林官邸的“大总管”，从饮食起居到出行安排，无一不需他亲自过问。
“被选为侍卫长，我深知这背后定然蕴含着对他的栽培之意。往昔，侍卫长一职多由浙江人士担任，且鲜少有带兵经验者，更不用说那些曾身为师长、军长的人物，而我却是个例外，既非浙江籍贯，亦有过带兵的经历。”尽管郝柏村自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赋予他重任与信任，是因为其背景单纯，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他早年的伯乐顾祝同，还是妻子的伯父郭寄峤，均为蒋介石深信不疑的“自己人”。
此后，由于战功显赫，以及作为蒋公“侍卫长”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郝柏村几乎拿到了所有的“国军”高级荣誉：卿云勋章、青天白日勋章、云麾勋章与虎字荣誉旗，在军中从此一帆风顺。1981年，蒋经国钦点郝柏村担任“参谋总长”，按照台湾军界的规定，“参谋总长”任期两年，可是郝柏村连任了四届，一共在任八年。由于台湾地区领导人兼任所谓的三军总司令一职，所谓“国防部部长”也必须由非军人（包括已经退役的军人）担任，因此“参谋总长”基本上成为台湾军队现役军人里的最高职位。
出将入相
退伍后，他投身政界。
在李登辉执政年代，郝柏村初入内阁，荣任“国防部长”一职，最终官至“行政院院长”之位。正值台湾民主化浪潮初起，他面临的争议比当年同样出自“参谋总长”行列的“行政院长”陈诚更为剧烈。与此同时，他与李登辉的关系亦从昔日“肝胆相照”的盟友，逐渐演变为政治对手。
在蒋经国离世之际，李登辉接过了领导权。当时，他面临的最大对手并非初尝合法上街之味的民进党成员，而是党内其他竞争者。
孙中山所创立的“五权宪法”框架内所倡导的“双重行政首长制”至今仍具有显著的影响力。正因如此，李登辉究竟会选谁担任“行政院院长”，这一议题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引发了广泛关注，成为了众人最为关注的政治焦点。
当时，觊觎该职位者不乏显赫人物，如“司法院长”林洋港、台湾省主席邱创焕以及“经济部长”陈履安等。尤其是林洋港与陈履安两位，彼时已具备与李登辉一较高下的实力。至1988年“二月政争”落幕，李登辉顺利接棒。
最终，郝柏村成为了李登辉的邀请对象，这一消息让人颇感意外。在被约谈的当天下午，郝柏村便迅速召开了一场紧急的记者会，宣布接受李登辉的邀请，将出任“行政院长”一职。这一决定在台湾政坛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有人讽刺郝柏村的行为为“军人干政”，甚至引发了民进党呼吁“抵制军人干政”的抗议游行。然而，在国民党在民意机构中占据多数席位的情况下，郝柏村还是顺利通过了表决，就任了这一职务。
媒体指出，李的这一举动旨在预防党内其他更具声望的大佬日后成为其竞争的对手。然而，李登辉恐怕未曾预料到，如同堂吉诃德般执着于自身信念的郝柏村，竟会成为他一生政途中最强劲的对手。
在“李郝体制”的时期，双方彼此猜疑，相互较劲。郝柏村接掌政权后，便着手对所谓的“国防组织法”进行修订，将军事行政与军令体系合并，并规定“国防部长”须直接向“行政院长”汇报。郝柏村的这一举动出乎李登辉的预料，同时也激起了李的不悦。为了压制郝柏村在军系中的声望，李登辉重用参军长蒋仲苓和“国安局长”宋心濂，意图安插自己的势力，而忽略了郝柏村。自此，李郝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在李登辉的默许下，民进党亦趁机推波助澜。时任“立委”的叶菊兰揭露，郝柏村每月在“行政院”主持军事会议，召集参谋总长及军团司令等众多高级将领，进行军事汇报，意图削弱地区领导人的军事指挥权。对此，李登辉迅速作出反应，任命非郝系的刘和谦担任参谋总长，此举使得李登辉的影响力深入军系，而郝系势力因此遭受重创。
李登辉当时还未展现出其真正的政治立场，仍然张口闭口大谈统一和中华民族，但是二者核心议题上已有交锋。民主化和程序正义遇到主权认同问题，剪不断，理还乱——这样的矛盾贯穿着以郝柏村为代表的戎马一生、退居台湾、既认同“一个中国”又坚持国民党传统价值观的国民党大佬们的一生。
在双方竞争最为白热化的阶段，李登辉随后积极推动对所谓宪法的修订，取消了“行政院长”的副署权，从而确保自己的人事任命不受阁揆的制约。到了1992年，台湾“立法院”进行全面改选之际，李登辉以“实施‘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为理由，迫使内阁全体辞职。然而，郝柏村坚持认为必须经过国民党中常会的批准才能辞职，这一矛盾最终公之于众。
1993年初，台湾举行了所谓的国民大会。闭幕时，在民进党与部分国民党主流派的民意代表的一片“郝柏村下台”呼喊声之下，郝高呼了两声“‘中华民国万岁，消灭台独”，随即宣布辞职，李郝体制也正式成为历史。
在1996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林洋港与郝柏村均未能战胜李登辉及连战。随着年岁的增长，加之台湾本土力量的日益崛起，郝柏村在此次选举失利后逐渐退出了台湾地区的政治视野。随后，他的儿子郝龙斌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接力棒，积极参与台湾的地方选举。郝龙斌不仅成功当选为台北市市长，还曾担任中国国民党副主席的要职。
回顾郝柏村的一生，其价值观始终坚定不移。无论是面对错综复杂的两岸关系与国共之间的纠葛，还是从抗日战争、中国远征军、内战、金门炮战等戎马生涯，再到他从军转政、组建内阁以及与李登辉的诸多政见之争，乃至晚年致力于向两岸年轻一代传授抗战历史，郝柏村始终如一，坚守着自己的价值理念。
郝柏村先生仙逝之际，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于个人社交媒体平台发表悼念文章，高度评价郝先生为一位备受尊敬的领导人，他在台湾的安全、繁荣以及两岸关系的和谐发展等方面贡献良多。在李显龙总理眼中，郝柏村先生堪称一位典型的中国老派军人。
2014年4月11日，当时已95岁的郝柏村率团访大陆，探访对日抗战遗址，这一年适逢七七事变77周年。“抗战是中国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牺牲最惨重的一场抵御外侮，也是成果收获最丰富的，取消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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